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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强调

周原所写的草稿，主要是详细记录下焦裕禄的感人事迹，并发掘出焦裕禄个性化的精辟的语言，比如“吃别人嚼过的馍没有味道”、“要亲自掂一掂灾害的份量”、“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他花大量的笔墨来写生产活动，写焦裕禄对饥饿、贫困中的群众的同情和帮助。

但当时已是文革前夕，整个的政治空气非常紧张，阶级斗争论盛行。这一篇完全无涉阶级斗争、主要谈生产的通讯稿，能不能顺利刊发，不仅周原心里没底，连穆青也没有完全的把握。但是，“穆青解决了这个问题。”周原承认，如果没有穆青，焦裕禄大通讯也许又是另外一种命运。地位和权势，此时也决定了穆青在这中间的担当。

“穆青等回到北京，把周原的草稿整理打印几十份，发给国内部有关同志集体提意见，由冯健编辑、修改。他们修改的指导思想，就是一次又一次强化焦裕禄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焦裕禄所有催人泪下、激人奋进的感人事迹，都是‘表面的、非本质的，只有把它们提高到源于毛泽东思想，焦裕禄这个人物才能立起来，树起来。’”陈健介绍道，“当时不这样说，稿子也不好交待的，但他们强化得太过份。”

这些对焦裕禄的“树”与“立”，或许帮助了通讯稿的刊发，但另一方面，也为它此后四十年的纷争不断，种下一个祸因。文革中，批判大通讯是大毒草、批斗张钦礼是“假亲密战友”、“政治扒手”的人，抓住了大通讯中一个虚构的情节：焦裕禄死后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一部《毛泽东选集》。他们认定整篇通讯是对事实的歪曲。在任彦芳2009年出版的《焦裕禄身后》一书里，这一点也被列出来作为大通讯“失实”的证据。

任彦芳还在书里列出了另外十二项大通讯的“失实”之处。并说这些问题，自己在大通讯发表之前，周原拿清样去兰考征求县委意见的时候已经发现，是周原将稿子给他先睹为快的——这一点，周原甚为疑惑：“我从来没有见过任彦芳，到现在我也不认识这个人！”

正式刊发之前，周原确实拿着清样去过兰考。那是穆青让人寄来的，叫他带着稿子到兰考核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实绝对无误。”

 周原将稿子带到兰考县委常委会议上念，由于念的人都忍不住流泪，三四个人接替着才读完。周原的印象是：“没有人提意见，一致通过。”他只记得，与会的开封地委宣传部长、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秦一飞说：是不是评价太高了？“我问他，你对事实有没有意见？他说没有。我说对事实没意见就行，评价是新华社的事。”

此前周原还将完稿先送开封地委领导审查，“也没有人提意见。”

《时代周报》记者专程赴郑州采访了原开封地委书记张申，他说当时他在周原送审的稿子上批了一行字，大意是讲“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只是跟群众打成一片，要学毛著，抓阶级斗争”，但“周原这个人啊，骄傲得很，容不得不同的意见。他为什么不写啊？”记者将张申回忆中的这个细节讲给周原听，周原气愤至极：“他根本没有这种批示！”陈健更为不解：“张申直到今天还说这样的话，是什么意思？修改后的稿子花在‘学毛著’上的笔墨还不够多吗？我都嫌太多了！”

与张申观点相同的还有任彦芳，他说根据当时的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县委副书记刘呈明回忆，“县委开会很多人想提意见，周原盛气凌人，都一一反驳，态度很粗暴。”陈健回应说：“周原带着稿子去兰考，就是为了核对事实，事关重大，怎么可能不让人提意见？他们都是县委领导，又为什么要怕周原？后来兰考县委书记周化民说过一句话：早知道周原是个摘帽右派，当初他来采访的时候，我就该把他赶出兰考！他们就是这么‘左’。”

关于大通讯最后的发表，《穆青传》里这样记叙：

“稿子最后决定要发的时候，由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是否能如实地反映兰考的灾荒，实事求是地对待所谓阶级斗争等敏感问题，吴冷西感觉难以最后做主。于是他带着穆青找到此时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的彭真同志，当面陈述了他们的观点。 彭真拍板：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