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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北京。新华社一栋老宿舍楼的顶层，周原、陈健夫妇正共度他们82岁的生日。这一对携手近六十载的新闻伉俪生于同年、并不同日，但多年来保持了在同一天一起过生日的习惯。陈健精神矍铄。周原“反右”时劳改四年，积蓄了多种疾病，如今已小脑萎缩，行走艰难，生活不能自理。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金婚时周原送给陈健的字：

青山易隔水难断，日东月西两相悬。几多恩爱几多愁，风风雨雨五十年。

其中的疾风骤雨，一部分便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相关。

这篇通讯署名穆青、冯健、周原，但多年来关于采写的经过，一直由穆青、冯健进行说明，很少能听到周原的声音。这一段往事，周原从不主动提及：“提起来伤心。”

沉默背后，有他一生没有解开的困惑。并非关于焦裕禄，而是关于“权势”。

待到话说从头，老人一声叹息。他对记者抬了抬手：“你写吧。我们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在普遍的消极中，找一个积极的典型”

1966年初，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从北京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取道郑州，在河南分社短暂停留。

到达后，穆青与同行的冯健、杨居人等召集河南分社记者座谈，座谈会上周原一直保持沉默：“谁能发言谁不能发言，事先已由分社社长朱波内定，他没有安排我。”

那时的周原，身份是“摘帽右派”，业务上他们夫妇二人均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主力，政治上却是备受排挤、歧视的边缘人。1957年周原因一篇反映三门峡工程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内参，被划成“右派”，1958年发配河南林县劳动改造，四年后才“摘帽”。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他能够重回新华社当记者，已算特殊的“照顾”。

出乎周原和分社领导意料的是，在指定的记者全部谈完后，穆青直接点了周原的名：“周原，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发言？”

穆青早就知道周原。原名乔元庆的周原，父亲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乔秋远。1942年在太行山随左权将军采访时，乔秋远与左权同时被日军杀害，同墓安葬。周原15岁时跟随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的皮定钧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1948年为继承父志，他放弃了担任区委书记的安排，主动要求调到新华社当记者。

既然穆青指定他谈，周原便将自己在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采访七个月了解的情况和盘托出。这片土地历史上就饱受“旱、涝、蝗”之苦，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千疮百孔、困难重重。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执行“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随之而来饥荒也特别严重，光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万人，十室九空。周原发现，多年运动造成的饥饿和倦怠，使农村的生产停滞不前，消极情绪非常严重，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成风，有的干部干脆放弃领导，大病小病都躲进医院疗养。周原专挑最贫困的地方去，就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他给穆青讲了一个故事：“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连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周原讲完，穆青很激动，留下了一句话：“在河南当农村记者，不到灾区采访就不是个好记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灾区物色采访线索、找出一个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

周原当天出发，第一站是穆青的老家杞县。接待他的人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周原决定不在这里停留。第二天一早，他在汽车站旁的小摊上吃完一碗元宵，正想着该往哪里去，一辆开往兰考的汽车刚好启动，于是他跳上去，补了张票。

他在豫北采访七个月都没有找到的那个“典型”，就这样，在兰考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