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游

2009年3月，北京。新华社一栋老宿舍楼的顶层，周原、陈健夫妇正共度他们82岁的生日。这一对携手近六十载的新闻伉俪生于同年、并不同日，但多年来保持了在同一天一起过生日的习惯。陈健精神矍铄。周原“反右”时劳改四年，积蓄了多种疾病，如今已小脑萎缩，行走艰难，生活不能自理。客厅的墙上，挂着一幅金婚时周原送给陈健的字：

青山易隔水难断，日东月西两相悬。几多恩爱几多愁，风风雨雨五十年。

其中的疾风骤雨，一部分便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相关。

这篇通讯署名穆青、冯健、周原，但多年来关于采写的经过，一直由穆青、冯健进行说明，很少能听到周原的声音。这一段往事，周原从不主动提及：“提起来伤心。”

沉默背后，有他一生没有解开的困惑。并非关于焦裕禄，而是关于“权势”。

待到话说从头，老人一声叹息。他对记者抬了抬手：“你写吧。我们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把我们怎么样呢。”

“在普遍的消极中，找一个积极的典型”

1966年初，新华社副社长穆青从北京去西安参加一个会议，取道郑州，在河南分社短暂停留。

到达后，穆青与同行的冯健、杨居人等召集河南分社记者座谈，座谈会上周原一直保持沉默：“谁能发言谁不能发言，事先已由分社社长朱波内定，他没有安排我。”

那时的周原，身份是“摘帽右派”，业务上他们夫妇二人均是新华社河南分社的主力，政治上却是备受排挤、歧视的边缘人。1957年周原因一篇反映三门峡工程铺张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内参，被划成“右派”，1958年发配河南林县劳动改造，四年后才“摘帽”。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他能够重回新华社当记者，已算特殊的“照顾”。

出乎周原和分社领导意料的是，在指定的记者全部谈完后，穆青直接点了周原的名：“周原，我来了，你为什么不发言？”

穆青早就知道周原。原名乔元庆的周原，父亲是与范长江同时代的新闻人乔秋远。1942年在太行山随左权将军采访时，乔秋远与左权同时被日军杀害，同墓安葬。周原15岁时跟随开辟豫西革命根据地的皮定钧参加革命，战争年代九死一生，1948年为继承父志，他放弃了担任区委书记的安排，主动要求调到新华社当记者。

既然穆青指定他谈，周原便将自己在豫北黄河故道老灾区采访七个月了解的情况和盘托出。这片土地历史上就饱受“旱、涝、蝗”之苦，经历了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更是千疮百孔、困难重重。大跃进时河南省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执行“高指标、高产量、高征购”的极左政策特别出格，随之而来饥荒也特别严重，光信阳一地就饿死百万人，十室九空。周原发现，多年运动造成的饥饿和倦怠，使农村的生产停滞不前，消极情绪非常严重，基层干部多吃多占成风，有的干部干脆放弃领导，大病小病都躲进医院疗养。周原专挑最贫困的地方去，就是希望能在普遍的消极中，找到一个能够振奋人心的积极典型。他给穆青讲了一个故事：“原阳县农村有位老太太，经常在粮店一坐就是半天，问她坐在这里干什么？她说，俺连年吃国家的救济粮，啥时候能拿条小手巾提一兜自己种的余粮到公社走走，心里就舒坦了。”

周原讲完，穆青很激动，留下了一句话：“在河南当农村记者，不到灾区采访就不是个好记者！”

第二天穆青一行就去了西安。临走时交代分社社长朱波，让周原替他去豫东灾区物色采访线索、找出一个典型，十天半月后他再回来听周原汇报。

周原当天出发，第一站是穆青的老家杞县。接待他的人说县里干部都看戏去了，采访要等明天。周原决定不在这里停留。第二天一早，他在汽车站旁的小摊上吃完一碗元宵，正想着该往哪里去，一辆开往兰考的汽车刚好启动，于是他跳上去，补了张票。

他在豫北采访七个月都没有找到的那个“典型”，就这样，在兰考找到了。

在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里，张钦礼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在1979年河南省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的一纸刑事判决书上，他成了“林彪‘四人帮’的追随者”。

张钦礼究竟是谁？加诸他名字前面的定语为何会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敢言者

张钦礼是土生土长的兰考人。他的父亲在大革命时期曾参加过由吴芝圃（解放后任河南省省长、省委书记）领导的濉（县）、杞（县）、太（康）农民起义运动。起义失败后，回兰考和妻子一起组织领导农民打游击、打鬼子。张钦礼从小跟随父母，受到革命的熏陶，1943年参加地下党的活动，1945年入党，24岁时已经任兰考县县长。

1957年反右，兰考县不到一千脱产干部划了366名右派，原因是一张大字报引发的风波。风波的起因是县委某干部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和原来农村的妻子离了婚。不久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干部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他打入监狱。1957年号召帮助党整风，几个知情者在县委门口贴了一张大字报，揭露了这件事情的真相，随即就有二百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转入反右，所有签名者全部被划为右派。

时任县长的张钦礼不能接受对这二百多名干部的结论，为他们大声疾呼，鸣冤叫屈，说他们都是好同志，揭发的问题也是事实。结果他被省委组织部领导批评“是典型的右派言论”，受到“降级内部控制使用”的处分。

1958年大跃进，张钦礼在省里召开的地、县秋粮征购大会上公开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二十万斤，小麦亩产五千斤，芝麻杆能炸出油，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省委立即组织对他的批斗，他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查看一年，降职三级，送农村劳动改造。

1959年冬、1960年春，自然灾害加上大跃进的后遗症导致大饥荒，大批群众偷偷外出逃荒要饭，在农村亲睹惨状的张钦礼再也无法沉默，夜里在草庵中用黑布遮住煤油灯，开始给周总理写信，呼求总理救救河南人民。写完信的时间是1960年10月28日。

他不敢贸然把信从邮局发出，偷偷扒火车到北京，几经周折将信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随即接见了他，并对他说：“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 他从一个布袋中掏出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小心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流着泪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

回到河南，省委给张钦礼平了反。他回到兰考，把三年劳改中补发的1264元工资全部捐给县救灾办公室。

与焦裕禄的关系

不久，兰考主持工作的一把手、县委书记王金碧因经济问题下马。按照惯常的程序，县长张钦礼接替王金碧似乎顺理成章。但地委领导并没有做这样的决定。时任开封地委书记的张申多年来一直对张钦礼有一个看法：爱出风头，个人主义，不适合当一把手。有一件事给了张申很深的印象：“省委书记刘建勋到兰考视察工作，我陪着他，张钦礼也陪着他。走时群众欢送刘建勋，刘建勋招招手，张钦礼他也招招手。当时刘建勋也有些反感，对我说：这个人的思想……哎呀，爱出风头。”

1962年冬，焦裕禄调任兰考一把手。

张申认为，对地委的这个决定张钦礼心里很有意见：“有一次焦裕禄来地委汇报工作，对我说张钦礼不好合作，建议把他调走，我劝说焦裕禄，说张钦礼对兰考很熟悉，你刚去不久，不要那么快调他走。后来，听说他们合作得还可以。”

任彦芳的《焦裕禄身后》一书，依据兰考县委干部刘呈明、程世平的叙述，认为焦裕禄初到兰考时张钦礼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说“傲气”的张钦礼如何给焦裕禄泼冷水，并背后打焦裕禄的小报告。

但依据新华社记者陈健在张钦礼生前对他、对焦裕禄时期兰考“除三害”办公室工作人员长达数年的采访，结论却完全相反：“张钦礼一直想成立一个‘除三害’办公室。但因为一个政治运动接着一个政治运动，而他又一贬再贬，长期被‘控制’使用，他终不能如愿。焦裕禄来到兰考，立即采纳了张钦礼的建议，并一眼识别卓兴隆是个人才，从公社调到‘除三害’办公室任主任并兼宣传部副部长。焦裕禄到兰考，可以说在抓生产上，他和张钦礼、卓兴隆形成了‘三驾马车’。”

当年经常跟随焦裕禄下乡的县委办公室通讯干事刘俊生，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焦裕禄来到兰考，正是兰考三害最严重的时候，他就把这个重担交到张钦礼手上。张钦礼这个副书记主抓除三害，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这个工作中去了。他们两个配合得非常好。如果配合不好，兰考多年存在三害，为啥焦裕禄来一年多时间，治理成效这么高呢？过去县委领导的方法不对，配合得不好，抓除三害的张钦礼不能施展自己的才能。”

任彦芳用以证明张钦礼和焦裕禄不睦的，还有一个重要论据：张钦礼是兰考县委常委里唯一没有参加焦裕禄追悼会的。

陈健的回应是：“在焦裕禄追悼会的那一天，河南省政府在民权县召开一个沙区造林会议，张钦礼主抓除三害，必须参加。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张钦礼第一次向全省的救灾干部和省里的负责人，声泪俱下地讲述了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在工地上的事迹……”而第一个写焦裕禄报道的新华社河南分社记者鲁保国，也就是在采访此会时得到的新闻线索。

命运的吊诡

文革当中，张钦礼的命运几经沉浮。1967年1月至7月，他被关押批斗半年，身体备受摧残。在当时与他共同坐监、陪绑陪斗的“难友”杨捍东家里，记者看到了几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张钦礼双手被捆绑、反扣在身后，后衣领被三个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勒住，胸前挂着“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大牌子。

1971年，张钦礼又被检举为“在兰考搞刘少奇的生产党”，被时任河南省委二把手的王新派人送到信阳大别山软禁。

两次都是周总理闻讯解救了他，命令地方即刻把他送到北京。

任彦芳在《焦裕禄身后》一书第248页中写道，“张钦礼确实在1967年7月见过周总理”，但1972年再次被周总理接见“只能是幻想”、是“制造的大谎言”。下了如此绝对的判断，却没有给出任何根据。

带着疑惑，《时代周报》记者特意拜访了曾任林县县委书记、后调任公安部副部长、国务院三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务的副部级离休干部杨贵。杨老先生找出当年的红头文件和自己的日记，证明1972年10月张钦礼确实曾和他一起面见周恩来总理：“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让河南省委省军区领导到北京汇报批林整风，专门点名让我和张钦礼两个也参加这个会议。会议开始前一晚，李先念副总理先跟大家座谈，他对王新说：‘总理叫我给你捎个口信：你为什么非要砍林县、兰考两面红旗？等到周总理接见的时候，你必须把这个问题说清楚，说不清楚你是过不了关的！’会开到最后，中央政治局接见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省委书记陪着周总理，一个一个介绍。王新在我旁边坐着。介绍到我时，周总理握着我的手，就指着王新说：‘你为什么非要打倒他！’介绍到张钦礼，总理又看王新：‘你为什么非要整他呢！’叶帅（叶剑英）在旁边也说：‘焦裕禄的事迹报道以后，我们看了都非常感动，结果你非要把接替焦裕禄的张钦礼打倒，非要砍掉焦裕禄这面红旗，你这个人思想反动到什么程度啊！”会后，王新很快被捕。杨贵和张钦礼这时才知道，文革中迫害自己的王新，是“林彪的死党”。

    对于1979年张钦礼被以“追随林彪‘四人帮’”的罪名逮捕，判刑13年，杨贵至今无法接受：“张钦礼跟林彪‘四人帮’完全是两码事，他怎么可能追随迫害他的人？”

2009年5月14日，是焦裕禄逝世45周年祭。这个全中国最著名的县委书记，1964年5月14日因肝癌病逝于工作岗位，以一种“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自己”的真正公仆精神，成为各级领导干部永久的楷模，声名远播至今。

很少有人注意，英雄的赫赫声名，始于一则“迟到”的新闻。更少人了解的是，这篇使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的著名报道，四十年来屡遭非议，质疑声音至今没有停息。

新华社报道史上的“孤例”

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了新华社供稿，署名为穆青、冯健、周原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同时通过电波向全国诵播。电台节目录制过程中，播音员齐越几次泣不成声，而一经播出，整个中国都被感动落泪。顷刻间，中央各部委、各大行政区党委、无以计数的基层党组织，纷纷发出号召向焦裕禄学习，全国各新闻单位也纷纷派出记者，涌入兰考——此时距离焦裕禄去世，已近两年。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创下了新华社报道史上“空前”的纪录，而它对新闻当事人、新闻记者的命运牵连之深刻、久远，恐怕更是孤例。

这篇报道的主要采访对象、焦裕禄事迹介绍者张钦礼，时任兰考县委副书记，他的名字曾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文中出现多次，其中一处还加了一个定语：“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文革后这位“亲密战友”被判刑13年，逮捕时的罪名之一是“文革中在兰考炮制了以‘树’还是‘砍’焦裕禄这面红旗为斗争焦点的‘两点一线’反革命谬论”。对他的终审判决，按追随‘林彪四人帮’、煽动打砸抢、迫害干部定罪。此后焦裕禄大通讯重印出版，“张钦礼”三个字便全部消失，由“一位副书记”代替，内容情节却保持不变。

署名作者之一穆青，写报道时是新华社副社长，1982年升任新华社社长、党组书记，《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一直被列为他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他本人更被誉为“焦裕禄式的好记者”，成为新闻宣传战线的典型。

另一位署名作者周原，却几乎因这篇报道丧命。文革一开始，《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就因为没写阶级斗争，被批判为“一株修正主义的大毒草”，一批批红卫兵涌入新华社河南分社揪斗周原，不得已中他藏身兰考，被群众一家家轮流保护，才终于保全性命。

四十年后，作家重提大字报观点

焦裕禄大通讯甫一发表，在全国掀起学习热潮的同时，兰考县委县政府里已经起了纷争——焦点在大通讯为张钦礼戴上的那顶“亲密战友”帽子。一些县领导认为焦裕禄生前与张钦礼不睦，所谓“亲密战友”是编造的谎言，是张“想借焦裕禄之名，把自己宣传出去，搞政治投机”。

几个月后文化大革命开始，北京八个院校和单位的红卫兵来到兰考串联，听闻对大通讯和张钦礼的质疑后，他们在县委机关大院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同一天，兰考县委机关红卫兵也贴出大字报响应，要求把“污蔑、诽谤、攻击毛主席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的一伙黑帮揪到光天化日之下”。大字报上写：“那些混蛋的修正主义王八羔子，在采访当中，对人所共知的举旗抓纲，却不理不睬，根本不到工农兵群众当中去采访，只听信那些企图想骗取政治资本的扒手乱说一通。”

2009年1月，作家任彦芳出版了《焦裕禄身后——我与兰考的悲喜剧》一书，书中一些观点，竟与43年前的两张大字报惊人一致。任彦芳写道：《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是一篇“有不少重要情节失实”的报道，新华社记者只用了三天采访，片面听取了张钦礼的汇报，没有深入调查核实，一个错误树立起来的“亲密战友”，间接导致了兰考在文革十年中的一系列惨剧。

该书的封底印着一段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批注，认为它“对焦裕禄事迹进行了更为准确、深入发掘”、“对一些重要史实的澄清对于了解这一段历史是有意义的”——这样的肯定评价，不能不引起注意。

任彦芳的继父曾与焦裕禄共事，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兰考县委副书记，两家做过邻居。1964年2月，北大中文系毕业四年、任职于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任彦芳赴兰考探亲，在不到一周时间里，他与焦裕禄碰过几次面，聊过几句家常，三个月后焦裕禄病逝。这短暂的相识却一直被任彦芳强调：“在全国作家中，我大概是唯一在焦裕禄生前就与他相识的。”

1965年3月，任彦芳受长影厂委派，到兰考组织创作焦裕禄电影剧本（该剧本始终没有成型，最后夭折）。“半年之后，新华社记者才到兰考来写通讯。”他说：“我因而知道了这篇通讯的写出和发表的前前后后。”

由于继父的便利，任彦芳从兰考的档案中看了焦裕禄主持工作以来起草和批阅的全部文件，“根据县委的工作日志及同志们的回忆，我编写了《焦裕禄在兰考的475天》，记下了焦裕禄从到兰考报到，到告别兰考去开封治病的475天，每天做些什么。”

他在《焦裕禄身后》一书中写：“看焦裕禄的475天的生活，我才发现，迄今为止，不论是穆青等同志写的闻名世界的大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是之后出版的焦裕禄的传记、纪实文学，这些文章和著作在宣传焦禄精神上都有不可磨灭的功绩，但却也都有着令人遗憾的缺陷。他们全有意或无意地忘记和回避了历史……最重要的是把焦裕禄到兰考花的精力最大、用的时间最长、费的心血最多、他感到压力最重的事情丢掉没写。这就是作为党派来的县委书记，他在忠实地、真诚地执行党中央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决议，即以阶级斗争为纲，抓农村的两条路线斗争，刹单干风，巩固集体经济。”

关于“亲密战友”的谜题

任彦芳认为：“真实地写下焦裕禄在兰考的作为，丝毫不会影响他本身的光辉。” 他一再强调，“历史事实就是如此”，“焦裕禄无条件地执行党的决议，他不可能对毛泽东的‘反修防修以阶级斗争为纲’有丝毫怀疑”，“大通讯没有写阶级斗争，只着重写除三害，这与当时主抓除三害的副书记张钦礼的介绍有直接关系，他将一些自己做的事情安在了焦裕禄身上”。

1980年2月新华出版社重新出版大通讯之后，“张钦礼”名字的消失，被任彦芳作为重要论据：“那明显是（大通讯）前头在说瞎话，编的‘亲密战友’啊。可是穆青也不好改，他怎么改呀，怎么改才是真实的？他得重新写。所以他就用了一个办法，把张钦礼的名字勾掉。名字虽说不是张钦礼了，但是张钦礼说的瞎话、那些‘亲密战友’的情节还在这大通讯里存在着，所以就理所应当地遭到了一些当事人的反对。”

然而，当《时代周报》记者带着这本书赴兰考、郑州采访，向依然健在的亲历者、当事人求证，却发现这本自称“写历史真相”的著述，激起了许多老人极大的愤慨，其中一些段落被指为“污蔑”“造谣”。

更让人震动的，是位于兰考县南彰镇张庄的张钦礼墓地。坟墓本身极简陋，一抔黄土，既没有水泥铺盖，也没有茵茵绿草，坟头前面就是菜地，种着油菜和大葱。但在这个土堆周围，百姓自发竖起了大小四十多块石碑、玉碑，形成一片碑林，每块碑上都刻有张钦礼的事迹，以及密密麻麻向他致敬的名字，立碑者来自兰考不同的村庄、河南各地、山东、河北甚至台湾。其中一块碑上刻着：“从我曾祖父、高祖父、爷爷还有我父亲一百多年来曾雕刻过许多知名人士的石碑，但从没雕刻过像那么多平常百姓给张钦礼书记的赞碑，也没有见过一个普通县官有那么多百姓前来祭念……”署名的丁胜杰，是附近白茅石雕厂的老板，祖上几代都以刻碑为生。

给记者带路的出租车司机对“张钦礼”这个名字也并不陌生，他回忆起五年前张钦礼病逝时，灵柩运回老家安葬，途径兰考县城的情景：“本来二十分钟就可以走完的路，结果走了四五个小时还没通过，街上至少有十万人，灵车根本走不动。有的老人举着吊瓶从医院跑出来，还有好多人扒着灵车哭，一直哭昏过去……像我们这些出租车司机，那天都免费搭客，只要是为赶去送张书记的，一分钱不收，完全是自发的……”

任彦芳笔下那个“靠说谎话爬上高位、擅自挖开黄河大堤淹没农田、胡乱指挥生产破坏生产力、残酷迫害干部群众”的张钦礼，在经历了13载牢狱生涯、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后，竟获得了一个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的结局。

历史的迷雾重重。孰是孰非，终有公论。

在无力做出判断的当下，我们选择结论的留白。只将老人们的回忆与口述呈现于此。这些鲜为人知、却不容忽略的细节不该被遮蔽、遗忘，它们静静的，等待考证和明辨。

昨日补缀袜子五只

今天两枚芒果五元

下了一整天的大雨

科学家的厨艺又精进了

大概是在三月初，楼下第一户人家开始装修，然后一户接一户的，简直整个楼都给装了一遍。16楼8户，装了5户，每天耳边都是电钻的声音，没完没了。

昨天，我发现启动这场装修潮的那第一户人家，在贴过了大红喜字、入住了一段日子之后，竟然在拆除重装！马上三个月了，电钻声……

要逼死宅在家里的人吗！！！